东晋陶渊明有五个儿子：“舒、宣、雍、端、通”，和所有父母一样，陶渊明对孩子的期望很高。

可事与愿违，五个儿子都不怎么争气，陶渊明写过一篇《责子》，里面说：“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”。

说自己已经老了，虽然有五个儿子，但都不喜读书、不喜上进，阿舒是老大，已经十六岁了，论懒惰，无人能比。阿宣快十五岁了，还是无心学习。阿雍、阿端十三岁了，连六与七都数不好。通儿快九岁了，却每天只知道找梨子和板栗吃。假如老天真给了我这些不肖子，那也没办法，还是喝酒吧。

别看陶渊明归隐田园、淡泊名利，过着怡然自得、超凡脱俗的生活，可孩子的教育还是愁坏了自己，《三字经》里讲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，自古至今，如何教育孩子一直是每位家长面临的难题。

古人教育子女，也和我们现在一样，大多希望孩子能够富贵显达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写过一首《示儿》诗，里面这样勉励儿子：“主妇治北堂，膳服适戚疏。恩封高平君，子孙从朝裾。开门问谁来，无非卿大夫。不知官高卑，玉带悬金鱼”。

韩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公卿大夫一样的人，有名有利、富贵体面，对此苏轼评论说韩愈“此示皆利禄事也”。更有人说韩愈“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，爱子之情至矣，而导子之志则陋也”。你这么教育孩子，全是利禄功名之事，孩子的价值观会被带环的。

但不可否认，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功成名就、风风光光，比如杜甫有两个儿子：宗文、宗武，宗武因为读书好深得杜甫喜爱，杜甫为其取小名“骥子”，写过很多诗夸赞，以至有人说他有“誉儿癖”。

而对另一个儿子宗文，杜甫却是另一种态度，只写过一首诗给宗文，叫《催宗文树鸡棚》，让宗文赶紧去围鸡圈，视子亲疏，极其分明。

在《又示宗武》一诗中，杜甫写到：“十五男儿志，三千弟子行。曾参与游夏，达者得升堂”。十五岁正是男儿志于学的时候，在孔子三千弟子年轻辈的学生中，只有像曾参、子夏、子游这样学得通达的人，才能登堂入室，期盼儿子要以曾参那样的先贤为楷模，持之以恒努力。

和现在很多父母教育孩子，常说你看谁谁谁怎样，你得好好学习，将来成为他那样的人，一个道理。

与之相反，还有很多父母不以先贤之人、利禄之事教育孩子，而是以忍让、勤奋、节俭等道理教育孩子，这点可能更重要，毕竟能成为达官显贵的永远是少数，大多数人终究得在平凡生活中过平淡的日子。

宋朝有个普通的小买卖人叫朱耒，做卖饼的生意，“每五鼓未旦，即绕街呼卖，虽大寒烈风不废，而时略不少差”。朱耒引用自己的工作，写了首诗教育儿子：

“城头月落霜如雪，楼头五更声欲绝。捧盘出户歌一声，市楼东西人未行。北风吹衣射我饼，不忧衣单忧饼冷。业无高卑意当坚，男儿有志安得闲?”

尤其最后两句，朱耒告诫儿子业无高卑，志在勤勉，着实有大智慧。

与之类似，唐朝有个隐士叫朱仁轨，终生未仕，隐居养亲，此人也不怎么有名，他教育后代：“终身让路，不枉百步；终身让畔，不失一段”。认为“让”才有所得，吃亏才有福报。

朱耒和朱仁轨虽为平凡人，但在教育子女方面堪称典范。并且，我们熟知的一些名人也是如此。

唐人裴坦和宰相杨收是好朋友，皆出身贫苦，后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，因为命运相似，二人交情深厚，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，只不过在个人生活上，裴坦保持了一贯的节俭作风，而杨收则讲究排场、喜爱奢华。

当时杨收女儿嫁给裴坦长子出嫁时，杨收给的嫁妆既多又讲求华丽，连家用小杂器多数也用金银制成。一天，裴坦来到新媳妇住处，见茶台上盛放果品的小盘子都雕有鱼和犀牛形状的图案，极为精致，顿时大为恼火，推倒茶台，甩着衣袖走了，一边走还一边气愤地说：“这是败坏了我的家风”。后来，杨收因贪污受贿被朝廷查处，而裴坦未受任何牵连。

唐代柳家一门显贵，不仅我们熟知的书法家柳公权，其兄柳公绰，乃至子侄皆在朝为官，柳家一直以治家严谨闻名。每到灾荒年月，虽然家中储备甚足，但柳公绰始终只让孩子吃一碟菜，柳公绰重视长幼之序，要求孩子即便对家里的仆人也要行晚辈之礼，不能轻视。

在严谨家风下，其子柳玭写下了《诫子弟书》和《柳氏序训》，柳氏家法也成为了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。

所谓，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，但疼爱不能变成溺爱，否则便是害了孩子，清郑板桥五十二岁才有了儿子小宝，老来得子，自然对孩子异常疼爱，郑板桥在给弟弟写信中说：“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，岂有不爱之理！然爱之必以其道，以其道是真爱，不以其道是溺爱”。

何为“道”？郑板桥解释说，读书中举，中进士做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理是做个好人。

当时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，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弟弟家，为此郑板桥告诉弟弟：“我不在家，儿便是由你管束，要须长其忠厚之情，驱其残忍之性，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”。郑板桥此言，对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如何教育孩子是一种宝贵的借鉴。

其实，教育孩子两点最重要：一点是加强管束。比如曾国藩教育子女，不靠父辈，自觅衣食，子孙若不贤，多积一钱，必多造一孽，小女儿曾纪芬出嫁时，曾国藩给的嫁妆是一张每日衣食刺绣的“功课单”，唯此而已。

北宋清官包拯更厉害，将家训刻石立铭，警示后人遵纪守法，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”。严苛教育后人。

另一点就是言传身教，父母怎么做，孩子必然跟着学。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担任过参军、散骑常侍等要职，并屡次出任州、郡长官，当时不少官僚子弟纷纷参与经商，放高利贷从中牟利，侵害百姓利益。

顾恺之的三儿子顾绰仗着自己是“官二代”，也参与其中，很多乡里士族、平民都欠了他的债务。顾恺之屡次劝导，但顾绰一意孤行，就是不改。有一次顾恺之对顾绰说：“你借出到民间的债务，还有多少没有偿还你的？你的债券在哪里？都拿出来，我帮你去讨债，以后我不做太守了，就没这个机会了”。

顾绰听后十分高兴，以为父亲真地要帮他，就把一大堆债卷都拿了出来，没想到顾恺之当众把所有债卷付之一炬，并派人告诉欠债的人：“所有的债券都烧毁了，无论谁欠顾绰的债务，都不需要偿还了”。

顾恺之不顾自家利益，焚烧债卷来阻止放贷行为，对儿子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民教育，顾绰虽痛惜许久，但也从中感受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，从此，再也不搞高利贷，父母身正为范对子女影响极大。

鲁迅先生曾说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”？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乃人之常情，但如何教育子女始终是门大学问，为人父母，看着子女平平安安成长难，看着其堂堂正正做人更难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轼在幼子苏遁满月时，作《洗儿戏作》诗写道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”。